日本政府如何通过贿赂收买来歪曲欧美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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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发布日期：2024-08-29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口，随后4天在旅顺市内抢掠屠杀，残杀中国居民约20000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英美各国报刊都派出了战地记者前往远东报道战事。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人随日本第二军经历了旅顺战役，目睹了旅顺大屠杀，并对此作了报道。但另一战地记者盖维尔则被日本收买，否认屠杀事件并反驳有关报道，由此出现了英美报刊关于旅顺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造成当时屠杀真相受到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英美通讯社和报刊的收买操纵，特派战地记者之间相互竞争和盖维尔等人罔顾事实的报道，以及英关的亲日舆论环境。

克里尔曼、科文和维利尔斯的报道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应，同时一些亲日的英美报刊和记者也为日本辩解甚至对屠杀事件提出质疑。例如，《纽约论坛报》于1894年12月20日发表文章《旅顺“暴行”》，对克里尔曼12日的报道进行反驳，认为克里尔曼所说“旅顺日军重回到了野蛮，肆意迫害、拷打、屠杀无助市民”，“战争堕落成了野蛮之间的战争”等，“目的是为了不顾后果地哗众取宠，那些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至今没有得到证实，倒是反证越来越多，无论总体上还是个别事件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客气一点说可称之为胡乱夸张”。在否认旅顺大屠杀的西方记者中，A. B. 德·盖维尔是代表人物，战地记者的身份使其言论在欧美舆论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凭着人类良知和职业操守对旅顺大屠杀真相进行了报道，而盖维尔昧着良心为日本的暴行辩护，引发了“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这样一个伪命题的争论。

从1894年11月底到1895年3月，英美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一直伴随着争论和斗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报道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事件？

首先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英美新闻机构及记者本人的收买利用，影响了一些报刊和记者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甚至公然否认大屠杀并为日本辩解。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科文、克里尔曼等人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公之于世，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了应对措施，例如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辩解，加强对随军记者的管理，强化对新闻稿的审查，授意国内一些报刊对大屠杀报道进行反驳。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采取贿赂收买的办法来操控国外舆论。

其实，早在日军攻占旅顺之前，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已被日本收买。从1894年11月初前后开始，中央通讯社就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发布消息，在时间上与日本第二军的行动相吻合。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在11月中旬给陆奥宗光的报告中明确说道：“为感谢该社以前和今后的尽力服务，拨给了少许的资金。”井上晴树对此评论说：“中央通讯社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它虽然是英国通讯社，但使人觉得是日本政府的对外情报机构。”

路透社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开始得更早，1894年10月陆奥宗光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一封密函中提到，已给他送去“因路透社向世界发布对我有利的消息而申请的606英镑酬金”。1894年11月30日，内田康哉发给陆奥宗光的一封电报表明，日本采取了一种“报界行动”来干预和操纵国际舆论。电文是：“每当出现失实报道，中央通讯社总是予以反驳。

《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一个报道说，旅顺口战役后，日本人不加区别地残杀了二百名中国人。中央通讯社予以否认，并报道说，除了正式战斗而外，并无中国人被杀。我已经压下了路透社由上海发来的关于我们士兵在旅顺口犯下最野蛮暴行的电稿。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这表明，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被收买之后，接下来便是针对各报刊的“报界行动”，因此内田康哉向陆奥宗光要钱。

日本政府同样对美国的报刊施加了影响。在贿赂《华盛顿邮报》时，双方甚至变成了讨价还价。《华盛顿邮报》要价6000美元作为刊登有利于日本报道的报酬，陆奥宗光觉得金额过高，提出给1500美元，最后给了1000日元汇票。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于12月17日给陆奥宗光的密信中也说道：“关于屠杀中国人的纽约《世界报》特别电报采取措施所需金额，您曾训示可能的话给予相当的经费，但仅靠金钱，左右该国新闻界并非易事，况且所需金额庞大，对上述情况请用电报答复。”

对于日本政府用金钱贿赂的办法来影响西方新闻界的情况，克里尔曼在其《嗜血的日本》和《日本试图行贿》两篇文章中也有所揭露。克里尔曼说：“路透社接受一项年度津贴，伦敦的中央通讯社也与日本政府有联系。在海外，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日本邮报》是政府资助的机构。美国最大的通讯社中至少有一家由日本控制。当伦敦《泰晤士报》的科文先生到达日本时，内阁书记官伊东巳代治(Ito Myoji)告诉他，日本政府会为他支付所有的开销，他给《泰晤士报》发送的全部电报也将免费，无论发送多长的电报都可以。一个一直在军队中冒充新闻记者的法国无赖，从一个日军参谋那里得到一张支票后去了美国，现在无疑正忙于从事他所承诺的事情。”他称日本政府给《泰晤士报》提供方便是“精妙的贿赂形式”。在日本政府各种形式的贿赂下，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报》、《莱斯利图画周刊》等，都不同程度地在报道中倾向日本，甚至公然为日本辩解。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西方舆论的操控取得了极大成功，1895年9月《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一篇文章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评价：“日本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就像他们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这些印象自然地通过无处不在的日本代理人以最鲜艳的颜色表现出来，这些代理人随时向那些需要消息的报刊提供有趣的新闻和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在日本，政府有一个附属的重要通讯社，它大范围地发送官方公告，接收者则将其当作独立通讯社来源的新闻。实际上，除了一些琐碎事件之外，战争报告全部来自日本政府——那些一流报刊的‘战地记者’尽管做出了值得称颂的努力，他们对事件的了解既非部分也非全部。”由此可见，克里尔曼等人要摆脱日本人对西方舆论的操控，自然成了日本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攻击目标，以混淆视听的新闻来消弭真相报道者的影响。